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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8  澳门银河线上娱乐场手机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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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国与苏联的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

    ——张文木

    1953年正在经历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发现了问题,他们推选出与罗斯福一样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艾森豪威尔(1953~1961年)上台。艾氏认识到美国已有“大权旁落”于“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果断地终止朝鲜战争并缓和与苏联的冷战。他恢复了罗斯福路线:再次联手苏联,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法赶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就失去了非洲,自此,欧洲霸权彻底从世界范围退出。

    不幸的是,进入冷静阶段的美国外交恰巧遇到不懂历史且喜欢冲动的赫鲁晓夫,而美利坚民族又同样是一个情绪化的民族。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惹怒了美国。美国人被华尔街煽起后便挥师来到越南战场,其结果比朝鲜战争打得时间更长,败得更惨,国力透支得更为严重。

    ——张文木

    苏联解体后,欧洲和美国的日子特别好过。它不仅控制着中东石油,同时苏联解体也向美国和欧洲流失出相当的战略资源和大量浮财。东欧再次成为欧洲的“奶牛”,为欧洲的复兴提供“原始积累”,苏联让出的战略资产和财富也养肥了美国。老布什开启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前后相随,这两件事为美国军工、能源及建立其上的金融集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从老布什(1989~1993年)至克林顿(1993~2001年)的十年黄金时期,此间美国似乎成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到了21世纪初,苏联解体给西方带来的红利因普京上台和欧元出现而大幅缩水,美国危机随之加速扩大。小布什开启的阿富汗战争与欧元的出台也前后相随,这时的美国已感到了美元的危机。因为中东出现了以欧元结算石油交易的苗头,2000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改用欧元结算,这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再次触动了美国的“七寸”,由此引发小布什利用“九一一”事件,挥师阿富汗继而发动伊拉克战争。

    ——张文木

    与身体保养同理,国力来自节制而非透支。

    ——张文木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周边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中对中国稳边政策最大的利好因素是北方近一万公里的边境的日益稳定,这是我们从容解决东面矛盾的最有利的前提。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战略“红利”,争取在近十年内在东海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更从容地应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周边形势新的重大变化。反之,我们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不能摆脱自清以来形成的东西牵制的被动并在其中疲于奔波。

    俗语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敌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灭。历史上的国家“饿死”的不多,“撑死”的却不少,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于国家来说都是灾难。“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国家成长,与此同理。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国崛起已渐成势,在中国未来完成台海统一后,中国所患将不在不足而在过度。幸福的国家一定是知道节制、守一和舍得的国家。过错,过了才错。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营养过度摄入的国家也是要得糖尿病及由此引起的并发症的。中国已经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中国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当今中国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更无力单枪匹马地影响遑论改变世界。

    ——张文木

    金融投资的多少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国的信心。世界货币除了支撑它的实物经济外,更多地还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主要靠实物支撑,而是靠虚拟的信心支撑。美国支撑经济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等知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保证世界资源在自己手里。有了世界资源支撑,美元就不会垮。

    ——张文木

    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人为地使欧洲的政治版图缩小了: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问题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在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美苏却是联合将英法逐出中东的。这是因为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苏联占领东欧,西欧才是小西欧;小欧洲,才能听美国的话。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是这样,那时是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了身,美国翻身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但半个世界后的今天,大家再看看地图,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

    ——张文木

    历史表明,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大国力量伸展到极限时如再持续进攻,就必败无疑。

    ——张文木

    我们眼前的历史充满巨大的变数。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中国要发展,就千万不能重复戈尔巴乔夫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对中国最具命运攸关意义的是列宁主义。20世纪的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它也是中华民族在其他政治试验失败后所做的郑重抉择。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戈尔巴乔夫在与西方交手时,战事未起就先自掘祖坟,挖掉了列宁和斯大林,结果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毛主席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与西方打交道,笑归笑,但要有随时“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准备。

    ——张文木

    辩证法是解释历史的钥匙……世界本质是平的,大国只要不扩张,至少不要过度扩张,就不会倒下。

    ——张文木

    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达得很明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张文木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张文木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的“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

    ——张文木

    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其要义是正确地认识国家目标与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他们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伸都会在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应是这一原则具体表述。

    ——张文木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

    ——张文木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张文木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 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9号彩票投注:“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 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 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猛崛 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张文木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

    ——张文木

    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 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

    ——张文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张文木

    长征对今天的启示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要事实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

    ——张文木

    在中国历史上占主流的认识论并不是什么“普世”,而是经世的学说。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追求的境界。中国“四书五经”主张得更多的是经世而非“普世”的观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

    ——张文木

    人认识真理从而形成文化自觉,多在经历灾难之后。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宋明两朝败在北方游牧民族铁蹄之下的痛苦经验。宋朝的衰败刺激了中国人的文化革命,其革命的起点就是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为什么要求人们“正心”?“正心”就是讲个性,讲立场。“正心”然后才能有根,有根后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学问有了个性即立场的要求,只要你讲立场,就要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有时是要带刀子的。宋明两朝的灭亡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大觉悟,其表现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大复兴。你看王阳明,他本人一边打仗一边治学;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个人都是大学问家,也都不放弃枪杆子。清朝的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就更不必说了。

    ——张文木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 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张文木

    1946年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

    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斯大林希望中共可以为他守住其在中长铁路和旅顺基地的“雅尔塔红利”,同时也可用东北地区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统一全国的愿望。

    ——张文木

    客观地说,蒋介石拒绝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在1949年过江前夕不听从斯大林的“劝阻”的性质是一样--目的都是要避免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的阶级之间势不两立,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与美苏霸权主义不妥协的勇气。二人的差别在于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将带给中国不同的前途。

    ——张文木

    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 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 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 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张文木

    分清了敌友,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就抓住了主要矛盾,整个事件进程的链条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张文木

    俄罗斯民族从蒙古人那里汲取了巨大的扩张能量并因此赢得了世界最大的国家版图,这个版图曾从波罗的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横跨东经20度到西经145度之间。但也正是由于这过于巨大的国家版图使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堪重负,以至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一次次后退收缩。收缩总是较多地发生在离其政治中心--莫斯科--较远的远东部分。俄罗斯比较自觉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收缩发生在1867年3月30日,俄罗斯和美国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的协议。

    ——张文木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增大了敌国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这个“战略纵深”的意义也不可夸大。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希特勒大兵压至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考虑的“避难”地点并不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选在远东,而是选在印度。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已与19世纪初反拿破仑时的亚历山大一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20世纪的苏联如果失去欧洲,且在日本已经崛起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远东。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对德战争中仿效库图佐夫用大踏步后退赢得战争,而是必须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线坚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

    ——张文木

    在12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地区,1700年的俄国只有30万人口,到1800年该地区人口增至100万人。而同期中国只有357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和内、外蒙古地区的人口为560万至660多万。人口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控制力。

    ——张文木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的扩张力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显脆弱,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

    通过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俄罗斯人的所有扩张攻势几乎都是尝试性的,一旦决心实战,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沙皇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05年的对马海峡,引爆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53年的朝鲜半岛,引爆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罗斯国家扩张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结果也是最惨的一次。如果说,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惨败可以在对空旷的远东的征服中得以补偿,并使俄国得以延续半个世纪,那么在中国开始崛起,苏联因此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期入侵阿富汗,越过其扩张极限则使苏联在此后只延续了十多年便轰然解体。

    ——张文木

    1948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研究中印两国的学者会发现, 中国1952年的土地改革最彻底,清除了寄生在农业劳动上的剥削阶层。而印度的土改不触动私有制,私有权大部分保留了下来。结果是在印度,连修一个桥、造一条路都很困难。每一块土地都得付钱,投资从A点到B点,中间有大量私有权截流。也就是说,整个劳动成果先由私有者截流,最后才能形成投资能力。投资产生效益后,再由私有权二次截流分红,到劳动者那里已是微乎其微,远不足以补偿劳动者的劳动支出。结果造成生产力的萎缩。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消除了私有权的中间截流环节。

    人富了就有富贵病,这就是营养不能被良性地吸收,形成脂肪肝这类病,而革命本身就是消除这些病的大手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把蒋介石时期国家肌体中的出现的多余的“脂肪”和“赘肉”全铲掉,打通“营养”即利润返哺劳动的私有权截流障碍,形成营养和血液的畅通和良性循环及相应的健康的国家肌体。此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非常快。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开始快速和大规模的发展。今天我们享受高速公路,就受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土地革命。人民国家掌握了生产资料才会有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没有这样彻底的革命,其经济自国家独立后一直落在中国后面。1962年的中印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制度之战。中国方面是已得到土地的农民战士,为命运而战;印度方面则是国家雇佣军,为薪水而战。中国军人势如破竹迅速取得了胜利,可印度议会里的大资产者们的争吵还没有结束。制度不同,人的精神状态也就不同。这在中国就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张文木

    绿色是平衡和辩证而不是形而上学。比较而言,东方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绿色。东方思维重艺术,西方重力量;东方以少博多,西方以多压少;东方重经验,西方重理论;东方重结果,西方重程序;东方重经验,西方重逻辑。逻辑是一种程序设计,很重要,但它一定要和经验结合在一起,没有经验的知识是没有用的。正如没有谈恋爱的人跟谈过恋爱的人谈不到一起,结婚的人跟没结婚的人谈不到一起的道理一样。老人与年青人说的同一句话,意思是不一样的:前者有经验,后者只有逻辑。所以,知识光靠逻辑推理是不行的。西方文明历史短,其思维中缺少经验积淀,总体说来,在灵活地把握主客观关系的实践方面,西方人比东方人有明显不足。

    比如饮食。东方的菜肴是非常丰富,不说菜谱,光面食就几十种,这是西方人不可思议的。但是东方的吃饭工具却是最简单的,就一双筷子。

    ——张文木

    对于中医来说,如果把病人没治好,那肯定是个庸医,不管医治的过程合不合理。西方则不然,不管治死治活,只要治病程序是对的,医生就是好的,就没有责任。治疗结果并不重要,程序就是一切。中医成本主要用于治病因而极低,西医成本主要用于完成化验程序因而极高。

    ——张文木

    清王朝灭亡的时候,就有许多刀子插在中华母体上!苏联倒下时,更有许多西方资本家将苏联的财产洗劫一空!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谁倒下,刀子就会指向谁。

    ——张文木

    罗马人通过战争从地中海沿岸掠夺了大量奴隶和财富,这些财富反使罗马人不劳动,整个寄生和堕落了。结果地中海战争一旦受挫,罗马就衰落了。

    ——张文木

    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中国并不会因为富裕就没有安全问题了,相反,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绝不能盲目乐观,以为危机都是别人的。事实上,别人的危机来了,也就意味着你的危机来了。

    ——张文木

    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资本的世界就像两个正反倒置重叠在一起三角形,倒三角是资本,正三角是劳动力、资源等。资本配额最少的地方是劳动力最多的地方,劳动力最少的地方则是资本配额最多的地方。少数财团占据着资本份额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尤其提供体力的劳动者和提供原材料的后发国家,在国际资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额却是很少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交换时总处于弱势。这就是目前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劳动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张文木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资本主义已没出路。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明天就会迅速灭亡,而是说如果中国不倒,我们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时限可能就在本世纪前半叶--就会见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劫数。为了摆脱目前的危机,今后西方必然会把内部的祸水引向资本外围地区。现在西方虽然经济上衰落了,但是军事实力还在。世界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战争离我们并不远,西方缺的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中国国内一旦出现动荡,那时西方就会对中国下手;如果中国倒下,中国连同它创造的财富就会成为苏联之后被送到西方餐桌上新一轮等待瓜分的盛宴。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已获巨大成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觉,明明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却一直怀疑自己还不够“普世”。心理上“缴枪”了,真正的危险就会悄然而至!

    ——张文木

    当年有“悟性”的斯大林、尼克松都能在与张伯伦及勃列日涅 夫大谈合作的同时瞬间又与正在冲突的宿敌握手并反手击倒另一对手,今天的奥巴马也不会不注意到这种可能。1941年6月,面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形势,杜鲁门曾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 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就在 2008年11月奥巴马候任之初就有美国学者向他提出“忘掉五位前总统与这个伊斯兰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转而学习尼克松1972年打开美中关系坚冰的经验”。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 大学发表讲演说:“我理解有些人针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挑选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中国学者熊蕾认为:这一点说明 美国和朝鲜可能在私下里已经有沟通。如果中国还急于去谴责朝鲜,以邻为敌,将朋友变成敌人,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张文木

    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中央政府曾数次准备解决台湾问题,后均因形势变化而未果。第一次是建国之初,那次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耽搁下来;朝鲜战争后,中央再 次将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后因美国入侵越南和随后的中苏边境形势日益紧张而再次耽搁。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 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小平同志将第三件事即“要加紧经济建设”是作为前两项国际国内两大政治目标的手段来谈的。可现在 中国都进入21世纪了,小平提出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接近完成,但前两大政治目标却远没实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周边形势相对稳定,而海洋权益问题日益突出,突破中国海洋问题的 关键是中国制海权不足问题,台海问题不仅是中国统一问题,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制海权拓展问题。历史首次将中国台海统一的任务与中国海权拓展的任务合二而一地提上日程,而目前中国北、西、南三面相对稳定的形势也为我们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供了最佳的战略机遇期。

    但是,历史上好多事往往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许多战略机遇也往往是稍纵即逝。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现在真不知道这样的安全形势能维持多久。天予不取,反受其 咎:如果我们不幸再遇到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战略重心由东南向其他方向转移并由此被迫再次推迟台海统一时间,那届时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时间,而很可能还有用时间很难等回的 被分出去的主权。正因此,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迈出的第一道门坎,更是中国目下时不我待的战略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左右空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对中华民族 的伟大使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张文木

    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 ,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 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张文木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这是我一生的主张,只有不怕在能者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才能不断进步。

    ——华罗庚

    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

    ——郑观应

    夫中国自秦、汉以来,以文法治天下,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致治之道,莫切于亲民之官。

    ——郑观应

    概念定义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此不可掉以轻心,如此必须身体力行?根本还是进行科学思维,提高讨论效率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人的思维过程无非由若干概念相互连接,概念是组成思维的基本单元,如果概念不清晰,有矛盾,前后游移不定,其思维效率便必然不会高。古希腊(文化)伟大的一个方面,恰好是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为人们制定了形式逻辑规则,让思维遵循它而科学化效率化。形式逻辑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断、推理中,概念定义处于基础和主干的位置,不事概念定义则无法运用好形式逻辑,思维则无效率。

    ——吴青萍

    与自然科学不同,网上讨论的大多数是人文社科问题。人文社科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多学科性,因而对所讨论的对象较难有统一的共识或标准。比如,什么是“人”?就没有统一的定义。所以,人文社科的讨论,通常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并不需要强求一律,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深一步讲,人文社科讨论较难达成共识,是因为人文社科的观点没法通过做实验马上加以验证,而只能通过长期的历史加以检验。可是等到历史检验了,原来争论的各方可能早已作古了。

    ——chenzhuping

    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国家,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塞进这么多死胡同里。

    ——马克思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恩格斯

    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真正的战争》  尼克松

    时间久远,记忆难免淡化模糊。

    ——张志坤

    时间造就历史距离,距离淡化历史影响。战争也是这样,一场中、小规模战争所造就的战略影响,其实持续不了多少年,这是一条基本的战争经验。

    ——张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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